这样的两个水平还不足以引发另一场危机。

概括来说，主张出台房产税的人提出了三个目的。实际上，同样的争夺在国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同样存在，措施很多，税收当然是主要的手段，比如个人所得税。

如果住宅在销售时比购买时增值了，增值部分由住房所有者和政府分享，双方之间的冲突会大大减少。政策出台以后，一些地方严格执行规定，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这些地方的住宅交易量大幅度下降，房价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虽然认为房产税是地方税，但并未强调房产税的税收收入规模的问题，反而强调房产税征收范围会很小。1994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设计的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的新税制的框架，是模仿发达国家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但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实行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制。但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解释说，为这些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对深圳市和杭州市发展经济非常重要，而且并不影响保障性住房建设。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个地方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挽救住宅市场，最方便的措施就是返还房产税，或者干脆取消房产税。为了保证收入规模不减少，先出台人头税（俗称Poll Tax，正式称Community Charge），又遇到社会强烈反对，最后换成了间接税，把增值税税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而当社会继续发展，法制逐步健全以后，信誉变坏的那部分先富裕者迫于法制，而不得不从坏变好。

其实，在我看来，有效的兜底应该交给社会，由企业和实力雄厚的个人来做，而地方政府只是制定并执行鼓励政策，例如允许收取担保费、税收优惠等。为此，尤诺斯教授把解决穷人贷款难的问题上升到穷人基本人权的高度，以真扶贫、扶真贫的诚心，才设计出不需要财产抵押和他人担保的GB模式，并经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表明，那种一味迷信政府的政府万能论和一味迷信市场的市场万能论，都是片面的。然而贫困农户由于家中没有值钱的财产可作抵押，也找不到富人、企业或机构为其担保，因而贷不到发展生产与经营所需要的贷款。

从此政府万能论开始占主导地位，凯恩斯学说成了当代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学派。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兜底有一定的钱可赚，企业和实力雄厚的个人当然愿意来做。

因此，指责贫困农户还贷信誉差，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其影响下，政府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政府的规模及其职责也在不断地扩大。显然，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较远较大的距离。其实，这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的事，而在我们这里却成为大问题，原因在于我们只相信政府，而不相信社会，说到底仍是政府万能论在作怪。

但是在我国农村金融新体系尚未建立、企业和个人还不能允许大规模参与金融活动的近期内，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政府兜底的作法，也就不能不是一个首选措施，也就不能不是一种无奈之举。抵押双方的债务关系就此解除。在政府兜底的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中，如果政府的兜底的钱不够多，所解决的问题也就只能是一部分，不具有普遍意义，还可能掩盖探求解决全部问题的新法子。据《财经》杂志2011年第3期潘国建的文章《农地抵押再探索》报道，为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发生不良贷款后，如何将抵押物变现，偿还银行贷款的问题，成都市试点方案规定，一旦出现违约，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由成都市设立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按基准价格收购。

三是收购的资产在成都市、县两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交易。之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基会、福特基金会等，先后在中国贫困地区推广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扶贫，也获得了成功。

再从信誉发展史来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人们都不愿看到的事实，即在大家都贫困的情况下，社会信誉普遍较好。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动力尽失，物资奇缺，劳动人民生活在不得温饱的状态。

在初步研究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政府兜底的作法后，我觉得，这种政府兜底的作法只能是过渡措施，不宜作为中长期战略而提倡。为树一个或几个典型，花了不少钱，有的名为让别人学，但是别人没钱，也就学不来，也就不但失去了树典型的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人一种假象，好像通过这种树典型后，问题就随之解决了，其实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掩盖了。在现行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垄断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情况下，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就不能不舍弃农村农民实际，不理会国际上针对弱势农民创建的联户贷款、无抵押贷款等经验，迁就或者说适应现有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的僵化体制与机制，即需要有人担保与兜底。1993年，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等克服国内巨大压力把GB模式引进中国，并在河北易县等地复制成功，因而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政府万能论起源于30年代初，在世界的经济萧条和失业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经济发展和就业均衡的理论受到很多非议，人们重新重视政府的作用。2009年设立当年的规模为成都市级3000万元，区（市）县不低于400万元。

特别是，这和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的GB模式平等对待贫困农户贷款需求，根本是两回事，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GB模式的理论依据或理论起点在于穷人由于贫困，一是自己没有财产可以抵押，二是富裕者普遍不愿为其担保，因而在现行的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贷款。

如原抵押物处置后出现损失，则由风险基金承担80％，贷款银行承担20％。这就将随之出现一种在我国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本来钱不多，却硬要出台和实施某种需要花钱的活动，其中也就不能不只出一小部分钱，帮助解决了一小部分的问题，而其它更多的需求人群则只能是对不起了、顾不上了。

苏俄革命成功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万能论被推到了极致。这在那些以热衷于树典型为重要工作方法的案例中，更是普遍如此。

当然，把有效的兜底交给社会，由企业和实力雄厚的个人来做，能行吗？企业或实力雄厚的个人愿意做吗？这确实是许多人疑虑的问题。成都的试点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创建农村金融新体系。当社会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信誉变坏，而贫困者并没有变坏。而且，富人、企业及其他机构一般都不愿意为贫困农户贷款进行担保，在他们看来贫困户没有还贷的信誉，以至于这一看法成为现实社会的公论。

此后，两级政府根据基金使用情况和新增贷款余额按比例补充，年末结余滚存至下年度使用。基金由市和区（市）县两级政府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是收储农村抵押资产的专项资金。

另一方面，试验信用村贷款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也困难重重。孟加拉国和我国的实践都证明，贫困农户使用小额信贷的还贷率在99%以上，而地方行政机构、公司、富人使用扶贫贷款的还贷率仅在50%左右。

在此的关键在于相信不相信社会、企业和实力雄厚的个人能做、能够做好。国际上针对弱势农民创建的联户贷款、无抵押贷款等经验，首推孟加拉国穆罕穆德.尤诺斯教授创建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的GB模式。

这说明，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例如，允许收取担保费、税收优惠等，也就是说有钱可赚，企业和实力雄厚的个人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政府兜底的作法不宜提倡的原因之二，在于政府以有限的金钱来兜底，就必然出现有的土地抵押贷款农户还不起款时获得了兜底，而另一些农户却不能获得了兜底，从而产生新的不公平。由此，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面，学习国际上的经验，以非官方名义出现的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并不受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地真心肯定，所以至今在中国仍得不到推广。

既然在有利可图的环境下有可能引入企业和个人参与，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政府兜底的作法也就不能作为中长战略举措。同世界上所有的商业银行一样，我国现有的有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农村实际存在的民间借贷乃至高利贷等，普遍信奉抵押和担保，以确保贷款的安全。

其实这种公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要加快创建农村金融新体系是个什么样子？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所谓政府万能论，是不恰当地抬高政府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能力，以至于达到迷信的地步。但是，这种信用村模式，需要发动村、组干部，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成立信用等级评定小组，在对农户的家庭情况、生产规模、产品市场、个人品德、投资需求、年度收支、还款来源等方面的内容全面摸底，建立农户家庭经济档案，并评价农户实力与信誉，然后再确定是否能够成为贷款户，手续繁杂，操作起来困难，普遍推广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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